美国大学生为什么不喜欢孙悟空

我们在谈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时候,首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文、书法、中国节日、食物等语言和民俗文化范畴的内容。的确,几乎在每一个设立有中文专业的美国大学,来自中国的中文教授每年都会利用春节和中秋节举办针对美国学生的晚会。对于这些内容,出于对异域文化的好奇,美国大学生通常都是欢迎的。但是,假如我们进一步深入到一些涉及更为深层的文化价值观的层次,就会看到一些更为复杂的文化之间的冲突。

我曾经在一门旨在引发学生兴趣的关于中国武侠文化的基础课教学中把“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介绍给美国学生,所使用的材料包括英文版《西游记》中有关大闹天宫的章节和1964年的著名国产美术片《大闹天宫》(有英文字幕)。原以为学生会像中国人一样喜欢孙悟空,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连续几年,我都发现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不喜欢孙悟空。他们不喜欢的理由其实恰恰是中国学生喜欢的理由,例如孙悟空的调皮捣蛋、不服管束、擅自偷吃蟠桃等等。学生几乎一致认为,孙悟空非常粗鲁,不遵守规则,没有被邀请却擅自参加蟠桃会,不经允许喝酒,不好好养马……只有少数学生注意到,孙悟空对待花果山的那群小猴子非常关心,也有善良的一面。

另一个让美国学生产生矛盾感觉的人物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读了经典章节后,鲁智深拯救金莲的正义行为通常能得到学生的肯定,认为他的确是个英雄,但是他把郑屠活活打死的行为让多数美国学生感觉过度暴力。另外,他在寺庙里出家时的一系列违禁行为,如喝酒、吃肉、大闹寺庙等让美国学生十分不解和不满,原因和反感孙悟空的理由一样,都是违反了一般的社会行为准则。让美国学生困惑的是:明明收留他的寺院有自己的戒律,而且讲得非常清楚,鲁智深本人也接受了,为什么他后来要一再违反规矩,为所欲为?当然,美国学生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中英雄人物对“破坏”的强烈欲望。但是,这里的文化鸿沟还是不可忽视的。

可以认为,孙悟空代表了一种对既有统治秩序的挑战和颠覆,鲁智深代表了一种古代的富于正义感,但强烈反体制、反规范的“游民文化”,而整部《水浒传》都充斥着这样的游民文化意识和行为,这一点王学泰先生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这种古代的反叛意识和现代社会的法制、秩序观念以及温和有度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跨文化的对话到了这个层面,就会遇到真正的瓶颈,它需要在时间和文化两个维度中进行更深入的“语境化”的阐释才能逐步化解。这种中西审美趣味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对美国学生而言,他们在自小生活的现代公民社会中所经历的是一个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不断磨合的过程。学生的思想可以自由,行为却要受到约束；观点可以表达,脾气却需要控制；既要能充分发挥个体的聪明才智,又要尊重规范,能与团队合作。因此,当他们看到一个公然藐视任何权威和挑战规范的孙悟空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的是反感而不是亲近。

很多人对于美国教育的自由似乎都有误解,以为美国学生非常轻松、完全自由自在,事实是,美国大学对纪律的管束可以说相当严格,不仅有考勤制度,还有任课教师、导师和学生辅导部门、心理咨询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确保每个学生的行为和心态变化都处在注视之下,而自由,只是体现在思考、研究和表达的自主性上。

与此对照,由于缺少中国特有的从儒家文化立场出发的对秦始皇进行批判的背景,在几年前的课上,美国学生很容易认为秦始皇是个大英雄。让他们观看张艺谋的《英雄》后,大多数学生都认为秦始皇是片中的真正英雄,其次是梁朝伟饰演的残剑,因为他是第一个看出秦始皇的价值并给予肯定的人。

在我2015年9月9日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课的11名学生中,除了认为难以选择或者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的3名学生以外,8名学生明确认为放弃刺秦的残剑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明白大义,不纠缠于个人恩怨。对最后万箭齐发、射杀无名的场面,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这是合乎法制精神的结局,因而,美国学生对“法家”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或许这正是张艺谋的成功之处,但从美国人的价值观来说,学生的态度仍然体现出美国文化中尊重权威和尊重法律秩序的一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是曹操。美国学生了解和评价曹操的优势在于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我把几名有代表性的二十世纪史家对曹操的评判列出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对曹操持基本肯定态度(《简明中国通史》),相对政治中立的吕思勉也持肯定态度,指出“篡本来就不是什么罪名……不肯篡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甚至认为“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吕思勉白话三国史》)。秉持儒家道德理想的史学家钱穆对曹操则持否定态度,抨击曹操的“篡窃”“不光明,不磊落”(《国史大纲》)。其实,清代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评价似乎更为持平,批判曹操先用人后诛杀不是出自真心而是“矫伪”和“权术”,但是承认曹操崛起的背景是汉末政治衰败,而曹操事实上“延汉祚二十余年”。民间的历史想象和戏曲形象塑造也持否定态度,而把光环都给了刘、关、张和诸葛亮。

在了解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并没有亲自推翻汉献帝)的行为以及他在北方统一和发展中的功绩以后,美国学生几乎一致认为曹操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原因就在于他的事功、能力和事实上而非道德理想意义上的成功。至于他是否因劫持和控制皇帝,或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而有道德缺陷,并不在美国学生的考虑范围内。这里可以看出,因为原本就缺乏儒家文化背景,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又有对既有权威和制度的尊重,美国“90后”大学生对于有“法家”倾向的历史人物,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曹操,都更容易产生好感,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象。